《史通》：刘知幾的所思所想

王嘉川

《史通》自问世之后，一直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近代以来，由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更加突显，《史通》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可以说，《史通》以其卓越的史学成就与贡献，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堪称不朽的经典之作。在《史通》中，刘知幾坦然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所思所想，其学术思想表露得比较充分。

以重人事、轻天命为特征的不彻底的无神论思想

刘知幾在《史通·杂说上》评论《史记》时，通过列举正反两方面多个事例，详细阐述了他不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在他看来，无论功业成败，无论国灭身亡还是坐登大宝，都是人们主观努力的结果。他肯定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的主观作用决定的，并不是天命在事先主宰着一切。但他也认为，天命还是存在的，并随人事而转移。显然，他是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天命是第二位的；既强调了人事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也达到了宣扬“天予善人”，天命惩恶扬善的目的。由此可知，他不是不讲天命、不承认天命的作用，而是反对离开人事而单纯地讲说天命、推命而论。

正因如此，刘知幾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皆能坚持以人事为主，不简单地归结于天命；对史书的内容，也强调不应记载与人事无关的“天道”，而要以人事为历史的中心，这在《书志》《书事》两篇中讲论得非常明确。但《书志》中也真真切切地大声疾呼：“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因而对那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和“肇彰先觉，取验将来”的灾祥，予以记载，“其谁曰不然！”对灾异祥瑞的灵验很是相信。在《汉书五行志错误》中，他从八个方面，不厌其烦地批评刘向、班固等人对各种灾异与人事关系所作的荒谬解释，指责他们多滥、非精、无识，然后以真理在我的高高在上的姿态，重新将各种灾异与人事的关系一一作出解释说明、推演引申，“以所谓‘高深的’神学理论，驳斥别人庸俗的神学理论”。其强聒不舍、斤斤争辩的劲头，足见其对灾祥与人事相配关系的深信不疑。

很明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刘知幾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的思想还处于一个矛盾的复杂体状态，虽然“基本上是倾向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传统”，但还没有达到无神论，是以重人事、轻天命为特征的不彻底的无神论思想。

反对简单地以政治成败评论历史人物

《史通》这一历史思想的明显体现，是在《称谓》和《编次》中，通过反对以往史书不为更始皇帝刘玄设立帝纪并直呼其名的做法，明确反对成王败寇的正统历史观念。刘知幾在《自叙》中说，他在少年时就觉得范晔《后汉书》宜为刘玄立帝纪，后来读书益多，才知道东汉张衡也提出过这一观点。到三十年后写《史通》时，他将这一观点公开亮明，提出要把刘玄本纪列于光武帝刘秀之前，指出班固等东汉朝臣奉命纂修《东观汉记》，不敢如此书写，情有可原，但东汉以后的史学家如范晔，就不该再沿袭班固等人的做法，而应予以改革。显然，刘知幾是把他的观点作为千古不易之论来看待的，他把自己当作了真理的化身。而其立论的根据，只是刘秀曾经称臣于刘玄的事实，而把刘玄的失败、刘秀的成功完全抛在了一边，明显地体现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思想。

由于时代和见识的局限，刘知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对农民起义及其领袖持贬斥态度，不但动辄以盗贼、寇贼等蔑称相加，而且还因此反对将项羽列入本纪，在《本纪》中说“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就算“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批评《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是“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同理，他也反对将陈胜列于世家，批评《史记》列陈胜于世家是个错误。与此相反，他对帝王将相表现出深深的艳羡和推崇之意，如《书志》中宣称“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要求在国史中立氏族志予以记载。这些论述，都凸显了他未能彻底地坚持不以成败论人的思想观念，是其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强调历史进步论

《史通》肯定历史发展中，古今是有变化的。《叙事》强调作者撰写史书要使用当时的语言文字，不可模拟古时古人的言语，以便“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烦省》强调“古今不同，势使之然”，认为历史奔腾不息向前发展，是古今变化的原因。《六家》指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该篇大旨就是阐明，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产生出六种主要史书体裁及其流派，另一方面，因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四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从考察史书体裁发展演变的角度，强调了古今历史的变动发展的事实。紧接着，《二体》又指出，从三皇五帝到西周时期，文字记载简略，史书并无完备的体裁可言，只是到了战国秦汉时期，“载笔之体，于斯备矣”。认识到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越来越进步，这就一笔否定了把上古三代说成是黄金时代的历史退化论，表现了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

《史通》强调在批判继承前人优秀传统的同时，更要适俗随时，与时更革。《烦省》指出，早期史书全都记事简略，后来史书则记事详细，这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结果，倘若再以前人的简略为标准而批评后人的详细繁富，则“不亦谬乎！”强调在变动的历史过程中，不能以前人为标准，而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题目》明确反对设立书名和篇名时“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的做法。《称谓》列举了一些史书对历史人物的称呼用语，然后指出：“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弛。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古。”《摸拟》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因习》说“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这都是强调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适时改革，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但适俗随时并不是要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并不就是直接否定过去、否定历史。只有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结合实际，应时变通，予以创造性地推陈出新，才能“庶几可以无大过”。

坚持以传统儒学思想为治史理念之本

《史通》的《疑古》《惑经》两篇，对儒家盛称出于圣人孔子之手的《尚书》《春秋》二书，从史学求实的角度，指出其记事不实的错误，称《尚书》有可疑者十条，《春秋》有不可理解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但通观《史通》全书，刘知幾对这两部书还是以推崇为第一位的，是把二者定格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

毫无疑问，《史通》的政治思想、是非标准，仍然是儒家所标榜的名教思想。在这个根本点上，《史通》并没有一点“非圣无法”的意识，它对孔子和《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批评质疑，只是从史书必须实录记事的角度进行的，并不关儒学思想本身。诚如当代研究者所言，刘知幾并不贬低孔子、轻视经书，相反，儒家经典是《史通》全书的主导思想，他对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推崇是无以复加的，认为儒家经典的地位远在史书、子书等之上，他在评论史书史家时，也以是否合乎圣人、经典之说为褒贬标准，并没有批判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他甚至有若干处指责《尚书》《春秋》所载不符合‘名教’，该隐讳而不隐讳”。总之，“知幾既不反儒，更不薄孔，这是我们现在研究刘知幾史学思想必须掌握的钥匙。”

相对于求真求实的史学精神来说，在刘知幾这里，儒学名教观念是更高层次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直书实录只是具体的行事准则；他所要求的直书实录，并不是无条件地进行的，而是在儒学名教观念指导和支配下进行的。在他身上，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连体并生的上下辖属关系，儒学名教观念统摄着直书实录，指导着直书实录的进行，如果牵涉到名教问题，则自然是首先服从名教的观念。这是刘知幾的历史局限，是《史通》的不足，需要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予以正确看待，而不能苛求作者必须超越当时的主流思想状态。（作者为扬州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