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李 拯 本报评论员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李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摆在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首位。如何全面、辩证、长远看待扩大内需的挑战和潜力？
王一鸣：扩大内需，既要看总量也要看结构。从投资看，传统领域投资动能有所减弱，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长远来看，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改造、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弱项仍然突出，投资潜力仍然巨大。
从消费看，服务消费等消费新增长点不断形成，今年前11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呈现改善趋势。明年，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李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叮嘱：“对投资下滑，既要高度重视也要沉着冷静。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看，无论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都有广阔空间。”如何开辟这个广阔空间？
王一鸣：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投资结构需要优化调整。总的方向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领域的投资，加大科技创新、低碳转型等领域补短板投资，形成扩大投资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良性互动。比如，加大消费升级领域投资，鼓励“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人形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就能释放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消费的潜能。再如，加大服务领域投资，进一步放宽教育、医疗、文旅、养老等领域准入限制，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也能释放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李拯：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才能更好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如何以政府投资撬动更多民间投资？
王一鸣：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一半左右，是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的重要力量。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既要落实短期政策，也要重视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打通制约民间投资的堵点卡点，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铁路、核电等领域重大项目，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技术、服务业等新赛道拓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加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以更实举措增强民间投资信心。
李拯：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约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提振消费，还有哪些短板要补、哪些增量可挖？
王一鸣：“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从需求侧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1.3万美元，正处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阶段，即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消费占比提高。发展型消费如教育、健康等，往往采取集体消费方式，需要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从国际经验分析，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这个阶段，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最为显著。
从供给侧看，商品消费相对饱和，服务消费方兴未艾。当前服务领域高品质、多样化的供给不足，需要放宽准入限制、理顺服务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在更多细分领域提供高品质服务。
李拯：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战略。如何进一步打通堵点、破解难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王一鸣：必须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制度安排，解决内需不足、消费偏弱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的改革，调动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工作的积极性。又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要加快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常住地政府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能。
用改革打通卡点堵点、强短板补弱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相贯通的完整内需体系，中国经济将汇聚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穿越风雨力更足，内生增长质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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