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7日，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宣布解散议会并同意于2025年2月进行选举。新华社记者 杜哲宇摄
【国际观察】
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冲突、本土制造业转型不力和不断加重的内外负担等因素影响，一向是欧洲经济“领头羊”的德国经济遭遇了严重困境。德国本土制造业罕见地大规模裁员、关厂，能源价格高企，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社会经济的每况愈下影响着每一名德国人。眼下，德国社会正发生一场深刻的讨论，而这场辩论的代表正是同样面临巨大挑战的德国政界。
经济是竞选重点
去年11月，德国自由民主党宣布该党所有部长退出三党联合政府，这标志着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战后德国政治史上并不多见的跨立场三党联盟破裂。其后，总理朔尔茨输掉了其在联邦议会发起的政府信任投票。根据德国法律，总统解散了议会，宣布提前大选并将联邦议院投票选举定于2025年2月23日，与此前预定的2025年9月28日将举行的换届大选相比大大提前。
距离大选投票还有一个多月，德国联邦议院中的各党都紧锣密鼓地推出了竞选纲领。经济政策无疑是此次德国大选的重中之重，人们迫切希望新政府能带领德国走出低谷。
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给予德国经济重击，德国经济进入衰退。目前德国经济尚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2023、2024年更是经历了连续两年的衰退，经济同比下滑0.3%和0.2%，这是联邦德国成立74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最新预测，2025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0.7%，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排名垫底。
当前，德国政治光谱处于碎片化状态，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预计能够取得20%的选票，但是没有其他党派愿意与之结盟。2024年新成立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虽然有可能在这次大选中进入联邦议院，但境遇与德国选择党相同。左翼政党无法获得进入联邦议院的最低门槛几乎已成定局。
目前来看，能够组成联合政府的四个党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形成了两大阵营，一边为目前民调得票率最高的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另一边则是组成现任联邦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两大阵营的政策主张将对大选结果和德国经济的未来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公共投资是关键
1990年两德统一后，经济曾面临重大的转型挑战，失业率一度居高不下。有欧洲媒体曾在1999年将当时的德国称为“欧洲病夫”。2003—2005年，时任德国联邦总理施罗德通过实施“2010年议程”改革将德国从低增长、高失业率、过度社会福利的僵化中拯救出来。而目前，困境重来，只是这一次，高通胀代替了1999年的高失业率。
高通胀的成因首先是投资不足，包括公共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企业投资（创新、提高生产率的设备投资）。近些年来，德国由于公共投资不足导致基础设施陈旧老化，严重影响商业环境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比如新一代信息通信系统5G的落后导致全社会数字化发展停滞不前，德国铁路晚点等情况愈发“常态化”。
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和能源转型的时代挑战下，企业还面临能源成本高企、技术工人短缺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本届政府经济政策摇摆不定，进一步加剧企业经营规划的不确定性，严重削弱企业投资意愿。此外，地缘政治局势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也对德国企业的出口造成巨大冲击。
当下，公共投资不足已经是德国各界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共识，但扩大公共投资受到“债务刹车”机制的约束。2009年，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德国联邦两院将“债务刹车”机制写入宪法：德国联邦政府不得为州政府举债，而联邦政府的新增财务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35%，目的是维持政府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债务刹车”机制的实行确实保证了德国政府负债处于相对正常水平：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65%，仅略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政府预算2012年达到平衡，此后近10年预算均有盈余，使德国政府的支出较其他发达国家具有更大的腾挪空间。
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打破了这一状况，2020、2021年政府预算赤字占GDP比重分别达到4.28%和3.53%，大大超过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上限，但它符合“债务刹车”机制“特殊危机状态下暂时中止”的条例。
此后，由于俄乌冲突爆发，2022、2023年德国政府预算计划仍处于特殊危机状态，预算赤字分别为2.45%和2.43%，作为“特殊资产”而为联邦国防军额外投入的1000亿欧元没有列入2022年的常规政府预算。由于德国经济连续两年陷入衰退，在2024年政府预算制定过程中要求改革“债务刹车”机制以放松政府举债上限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由于朔尔茨政府的执政伙伴自民党的坚决反对，政府预算赤字被限制在当年GDP的0.35%以下。“债务刹车”机制改革的失败成为朔尔茨政府倒台的导火索，它也必将成为此次大选中各方激辩的焦点。
各方能否弥合分歧
在大选日期确定之后，德国各主要政党都迅速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高调通过竞选纲领。联盟党的联邦总理候选人默茨称，该党竞选纲领为“2030年议程”，有意将其与前总理施罗德的“2010年议程”象征性地联系起来。
在财政与税收政策上，联盟党的核心主张是减税，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上限（目前是17543欧元），将最高税率（42%）的收入下限由66760欧元升至80000欧元；将企业税从目前的30%下调至25%，取消剩余的团结互助税；坚持政府预算的“债务刹车”原则；激励更多人工作（指加班、退休人员的工作参与）。
在社会政策上，联盟党许诺将降低社会保障费至毛工资的40%，用基本保障金代替现有的“公民金”。在能源政策上，联盟党主张通过发展各种新型能源（包括核能）以及降低电税和电网费来保障电力供给和降低能源价格，更多采用碳排放交易和碳税的方法实现减排，放弃欧盟此前制定的2035年禁止燃油车进入市场的承诺。在产业政策上，其主张促进数字化和高科技发展，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研发比例，激励企业创新。
自民党的竞选纲领与联盟党大同小异。处于中右的两党都宣称，解决公共投资不足的手段是降低社会福利金，而不是让政府更多举债，并通过为企业减负和消除官僚主义来激励私人投资。两党还主张放慢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步伐，降低能源价格，保持德国工业竞争力。
处于中左的社民党和绿党阵营，其财税政策的核心是建立一支政府主导的“德国基金”，用来投资基础设施以及为私人在结构转型方面的投资提供补贴。绿党现任联邦政府经济部长的哈贝克估算，为应对结构改革的挑战，这笔基金需要3000亿~7000亿欧元，但没有明确基金的期限；社民党则提出初始基金为1000亿欧元，而为筹措这笔资金必须对“债务刹车”进行改革，灵活化债务上限和允许联邦州举债；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上限，但是同时对高额资产征税；在社会政策上，继续对失业者再就业提供补贴，保留“公民金”；将最低工资由目前的每小时12欧元提高到每小时15欧元，限制房租上涨。
在能源政策上，他们坚持欧盟新政中提出的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将为此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了克服风光源电力不稳定问题，促进分散式供需以及储能，大力发展绿色氢能。通过实施欧盟相关规定强制汽车电动化转型。在产业政策上，为私人企业投资提供投资总额10%的补贴或者税收减免。通过免除能源密集型企业（如电池生产、化工业）的碳排放交易费，以减少其用电成本。此外，绿党还提出要继续其“增长和创新资本倡议”，为初创企业获得更多风险资本（至2030年达到120亿欧元规模）创造条件。
可以看到，两大阵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纲领分歧明显。从目前民调结果来看，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独自赢得大选。由于联盟党中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坚决反对与绿党联合，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联盟党与社民党组成的所谓“大联合”政府。由于两党在财政和税收政策等领域，特别是在“债务刹车”机制改革方面的对立，组阁后争执难以避免。
朔尔茨政府的倒台表明，联合政府内各党纷争造成了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未来，叠加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后对欧盟可能实施的关税政策，人们对德国2025年的经济前景无法表示乐观。另一方面，默茨最近表示，如果他成为联邦总理，会尽量避免公开争执。在联盟党内部，“债务刹车”机制的改革引发了激烈争论，一些重要人物的态度有所松动。
展望未来，只有代表德国中间群体的两大党能够在各自核心政策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新政府上台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结构改革与一揽子公共投资计划并存的局面，让人们在对德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中看到一缕曙光。
（作者：史世伟，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德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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