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吴承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是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它在尽可能全面搜集文体学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和文体理论，展示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同时，它注重考察社会转型、语言变迁、文化思潮、时代风尚等因素对文体的影响，描绘中国古代文体学发生、发展、变化的整体历程，描述不同于西方“文学”概念框架下的文体学史，呈现中国本土独特的知识、观念与思想体系。
这是一个高远而艰难的目标。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撰写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讨论、思考中国文体学史研究比较重要和独特的问题，力图在继承中国历史学传统的同时，吸收现代学术精神，追寻文体学史研究中的“史意”“史识”“史法”，写出一部自成一家、富有别识心裁的中国文体学史。
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史学的宗旨和灵魂，我们借用“史意”一词来指文体学史研究中的历史意识，包括古典学术传统、现代学术高度和现实人文关怀。中国文体学的现代意义并不是强加上去的，其精神仍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表面看来，大部分古代文体今天已被弃置。然而，从本质上看，古代文体及文体学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其具体内容和形式可能发生变化，但社会文化系统是古今普遍存在的，它的原则在古代、现代都有相通之处。如“得体”“辨体”等古代文体学的主要精神，仍具有现代意义。文体学的精髓已渗透到中国的文化基因中。
“史识”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悟性与洞见。历史研究基于史料，但不止于史料；既需要“考索之功”，也需要“独断之学”。我们要超越传统文体学，就不能只停留在对文体史料的缀合，对古人的文字作疏解，对已有的研究作总结，更需要以新的学术眼光进行理论创新。以明确的、有新意的问题为导向，展开深入讨论，这是这套书的追求之一。
文体学史研究要讲“史法”。中国文体学史研究的基本法则是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中，去触摸、感受古代文体学的脉搏、肌理和内在生命力。从文体内部研究其结构、审美特点，研究不同文体之间的渗透交融、演变规律；从文体外部考察其生成语境，从而使文体学研究具有哲学、美学、政治学等深广的内涵和广阔的文化背景。古典范式与现代方法相结合，正是中国文体学史研究的向上之路。
具体到内容架构上，《中国古代文体学史》根据文体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晚清民国五卷。先秦两汉是中国文体学发展的滥觞期，孕育着中国文体学的基因。该卷通过梳理先秦两汉文体学发生、发展的内部动因、形态特征及演变规律，深入发掘这些因素与外部背景的互动关系，把握早期文体学的独有特点。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滋生于以集部为中心的文体语境，建构了系统的文体谱系，形成了文体学研究的经典方法论，《文心雕龙》标志着中国文体学与文章学的正式形成。唐宋元卷对唐宋元时期重要文体学论著进行阐述，指出这一时期在科举文体崛起、骈散交融、雅俗并兴的背景下，实现了古代文体学由以骈文为中心向以古文为中心的创新转型。明清时期，一方面，文体形式包罗万象而兼有此前各时代的特点；另一方面，随着传统诗文式微、新文体滋生和文学接受对象的市民化，文体学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性，为传统文体学的近代化作了有力铺垫。晚清民国是文学思潮、文体形态、文体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展现了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强大适应能力与调整能力。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是古往今来著述者普遍遇到的窘况。作为年近古稀的学者，我的感受也许更为真切而强烈。好在“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学术研究史上的通例。我真诚地期待同行与读者对这套书提出批评指正，共同推进中国文体学的发展。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本文为《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一书前言，本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李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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