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作乐”与“制礼作刑”

作为周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历史上多以制礼作乐概括之，当代学者亦沿用此说。然而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种说法存在着明显偏差。检索相关文献，周公确实曾制礼作乐，但这只是周公政治业绩的一个环节，若想全面概括，称为制礼作刑可能更合适。

已有学者注意到，古人所说的礼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广义说，凡典章制度及与之相关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等，均可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贵族间为庆贺、纪念、追悼等重大事件举行的仪式。学者多认为周公制礼作乐的礼是广义的，如杨朝明认为周公制礼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礼义；二是礼仪或礼节；三是礼俗。另外，周公还曾制定刑律（《周公事迹研究》）。按照这种说法，实际应称为周公制礼作刑，因为古代礼、刑乃是相对的，礼并不包括刑。

由于把礼理解为广义的典章制度，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周代的典章制度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时制定的，故有学者提出，周代“礼乐”建设存在一个有历史梯度、有文化根柢和有不同阶段的“损益”和“更新”的过程。先是先周传统礼仪的“准备”阶段：它可上溯至公刘迁居豳地时周人的礼俗传统。其后是武王立国礼乐的“旧制”阶段。再后是由周公“制礼作乐”推动的礼乐“新制”阶段（李方元 申娟：《从〈逸周书·世俘〉篇看周初最早的“礼乐”活动——兼及与周公“制礼作乐”的关系》，《中国音乐》2022年6期）。与之相对，有学者则否认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因为周礼“绝非周公旦一人所为，而是经过周朝前期的武王、周公、成文、康王、昭王几代统治者近百年的努力，最后由周穆王‘修其训典’而完成的综合性文化建构过程”（杨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

如果抛去成见，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就可以发现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可称为制礼作刑，一种是制礼作乐。前者更为根本，更能反映周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后者则是周公在稳定政治局势后，昭示天下归附的礼仪性演示，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然而后世学者往往只注意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甚至用后者去理解前者，结果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学者论证周公制礼作乐，往往引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太史克回答鲁宣公的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周礼》或为周公所作礼书或与礼相关的篇目，说明周公确有制礼的举措。但太史克同时还说到周公作《誓命》，与《周礼》强调“则”也就是礼则的重要性不同，《誓命》称违背礼则者罪名为“贼”，掩藏违背礼则者罪名为“藏”，主张均应处以常刑。《周礼》所论属礼治，《誓命》所论属刑治，故严格说来，根据太史克的说法，实际应该称为周公制礼作刑。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也说：“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周官》或与太史克所说的《周礼》有关，从内容看，应是讲官职设置，以及为官者的行为规范。《立政》见于今文《尚书》，除了讲选用官员外，还论及刑罚的重要性。故周公的施政方案，既包括设立官职，规范官员行为之积极的一面，也包括惩罚违背礼则之消极的一面，与太史克所说是一致的。

根据后人的记载，周公也曾制礼作乐。《逸周书·明堂解》《礼记·明堂位》皆记有：“（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由此可知，所谓周公制礼作乐是在平定殷人叛乱，稳定政治形势后，合会诸侯的政治性庆典，是一次具体的礼仪演示。这里的礼是狭义的礼仪、仪节，而不是广义的典章制度。《尚书大传》对制礼作乐的过程有过详细的描述：“制礼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声玉色。然后周公与升歌而弦文、武。”“磬折、玉音、金声玉色”是指诸侯的仪容、仪节，而“升歌而弦文、武”则是指周公指挥演奏歌颂文王、武王的乐曲，确乎是制礼作乐。但这种雍穆和谐的礼仪盛典，是在周公实行了相应的政治、刑罚措施后才得以举行的，是制礼作刑后的结果，而不应将二者混同起来。

据《尚书大传》，周公制礼作乐前曾有过踌躇、犹豫：“周公将作礼乐，优游（注：犹豫）之三年不能作……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注：取）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由于这时殷人的叛乱平息不久，天下尚未真正归附，故周公首先通过营建洛邑，迁殷顽民，镇之以成周八师，以威慑天下。等到诸侯纷纷归顺王庭后，才敢于制作礼乐。从“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一句来看，周公显然认为武力威慑是前提，制礼作乐是结果。《尚书大传》在历数周公的事迹时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克殷”“营成周”等是周公平定殷人叛乱的政治、军事举措。等到这一切都完成后，第六年才制作礼乐，这里的礼是狭义的，指礼仪、仪节。制礼作乐乃是以庆典的形式，表示天下安定，人心顺服。故制礼作乐后，第七年便“致政成王”。

值得注意的是，《逸周书·明堂解》《礼记·明堂位》在论及周公制礼作乐时，均说到“颁度量”，度量指名分制度、行为规范，类似荀子所说的“度量分界”，属于广义的典章制度。由于制礼作乐的礼是狭义的礼仪、仪节，故在制作礼乐的同时，还需要“颁度量”。周朝的典章制度的确是逐步完善的，但其与制礼作乐属于两个不同的系列，这在以上文献中是非常清楚的。

正确理解周公制礼作乐，除了区分广义、狭义的礼之外，辨析礼与刑的关系也至为关键。据学者考证，礼与刑的来源不同。礼起源于宗教祭祀，处理的是氏族内部的关系；刑起源于战争，主要用于对付外族。一开始礼与刑是独立发展的，后随着部落联盟和国家组织的出现，礼与刑由分走向合，礼要扩大到整个文明共同体，刑也要处理国家内部的矛盾。由于周人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变，其信奉的天或上帝是道德性的至上神。天不是关注祭品的多少，而是人间的德，只有敬天保民才能获得天命，获得人间的统治权。故周人特别重视德，主要用德进行统治。德是抽象的，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周人称为典、彜、则，而典、彜、则后来被称为礼。周人重视德，也不忽略刑，据《尚书·康诰》可知，周人已把刑用于氏族内部，惩罚危害氏族共同体的行为，包括：一、杀人、抢劫、偷盗的非法行为。二、不孝、不友等违背宗法伦理的行为。三、阳奉阴违，抗拒君上命令的行为。其中最严重的罪行是不孝、不友，被称为“元恶大憝”。但孝、友作为德主要靠教化和自觉，刑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故周人实际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主张“明德慎罚”（《尚书·康诰》），德主刑辅。后人只注意到周人“明德”的一面，忽略或回避其“慎罚”的一面，将周公的创制称为制礼作乐，似乎周人仅仅是以礼乐为治，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周公不仅制礼，还作刑，称为制礼作刑可能更合适。

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

（作者：梁涛、何磊，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