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诞生演化至今，大概经历了两三百万年的历史。尽管人类早已懂得用火，能够使用一些粗糙的石器，但临近至十万年前，面对自然界中的凶猛野兽，依然没有优势。真正让人跃升至食物链顶端，除了弓箭等物质性工具的陆续发明外，最重要的是系统语言的诞生。系统语言极大提高人与人交流的效率，增强彼此的协作能力，以至于爆发出超强的群体战斗力。
语言需要人作为载体，掌握丰富经验和智慧的人不仅稀罕，更有寿命的限制。文字的发明突破了这种局限，使得族群中最精华的经验和智慧可以下载、复制、传输、关联、叠加、完善等等。信息自从有了“文字”这个超越人身的强大载体，文明发展的速度就一日千里了。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字也由此成为区分“史前时代”与“有史以来”的“划时代”发明。
一个民族语言（语）和文字（文）的最初发生与发展，简单来说，是与物建立对应的关联系统。从更深层次上讲，语言文字建立在对客观自然以及万物的认识与理解之上。不同的民族，因为对万物的认识角度、理解层面、表达方式相对不同，会衍生出不同的语言与文字，从而发展出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明类型。
中西文明的深刻差异，首先根植于并表现在各自语言文字系统的不同。如果进一步考察，中西方“文字”在形态、性质、功能和形式方面，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路。
西方在远古时代有自己的“象形”刻画符号，但始终没有演化出象形文字系统，最终被拼音文字系统所取代。拼音文字的性质是模拟语言，功能是记录语言，因此表现为拼音字母的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文明的“语言”与“文字”是一体的。
中国从远古开始就有自己的“象形”刻画符号，各个时段的考古遗迹也都能看到，从贾湖遗址龟腹甲上的“目”形文，到大汶口陶尊上的刻画文，再到良渚文化中的符号文，最终在殷商时代形成系统的“象形文字”。
西文文字以“音”为主，可以笼统地以“拼音文字”指称之。中文文字以“形”为主，可以笼统地以“象形文字”指称之。与拼音文字相比，象形文字主要的性质和功能，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是摹写自然以及自然中具体的人、事、物。如果说拼音文字模拟的对象是人自身的语言，那么象形文字模拟的对象是人置身其中的自然。
拼音文字记录语言，沿着“听说”的路线发展，根植于人的思维逻辑。象形文字记录“物”，人、事、物皆是“物”，沿着“观看”的路线发展，根植于自然的物象。
因为拼音文字记录的是语言，天然就重视语言学。语言从根本上讲，是人思维逻辑的表达，所以语言和语言学的底面是逻辑和逻辑学，这也是为什么“语言”和“逻辑”在西语中最初是同一个词（λóγο /logos）。语言是人思维的表达，语法则是人思维的逻辑，是思维的“法”，从而是“语言”的“法”。
也就是说，语言与逻辑其实都根植于人的思维，语言是思维的“表”，是思维的合法演绎，逻辑是思维的“里”，是思维的合理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拼音文字本质上是对人思维的呈现，从而根植于人的思维，根植于人。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发轫于此，奠基于此，也决定于此，所以西方哲学始终带有强烈“语言哲学”的性质。无论是康德在哲学上“哥白尼式的革命”，还是黑格尔认为世界是“意识”的展开，或者海德格尔将“语言”视为“存在的家”，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些都是语言现象、语法问题，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因而终究是人自身的“思维”问题。维特根斯坦极其自觉维护着的那条可说与不可说的边界，也就是语法的边界、思维的边界、逻辑的边界。
由于以拼音文字为载体和媒介，西方思想与哲学很容易滑入二元论，也就是理念与现实的二分。在拼音文字以人思维逻辑为根据的前提下，人对世界“现实”的认识、理解与表达，最终都是在表达人自身。因为整个认识与表述世界的语法和逻辑都根植于人的思维，以至于这些“想法/理念（idea）”似乎先天就镌刻在人的大脑中，从而演化为“理念论/观念论（idealism）”，发展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本质，是“形而上”为“形”奠基，人的思维为世界的存在奠基。
最初，象形文字的产生主要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是为了摹写“物”象，一个字是一个“物”。也就是说，文字中保留了现实中“物”的真实信息。文字要对应物，意味着要提炼出物本身最具代表性的信息，浓缩为一个符号。换句话说，造字意味着人在实践过程中精准认识物最根本、最与众不同的特点，然后以最简洁的方式，也就是以“文字”符号的方式表达出来。象形文字诞生的过程，背后是古人“格物”的过程，文字是格物的结果。
象形文字是人格物的结果，文字里面既有作为主体的人，也有作为客体的物，更有人在实践过程中与物所发生的实际生产生活关系。一个字，往往可以展现为一幅生动的生产生活图景。如果说拼音文字根源于语言，语言根源于思维，根源于逻辑，那么，相对而言，象形文字首先并不根植于语言与人的思维。象形文字来自人对物的认识与模拟，因此，象形文字的根既不在人这边，也不在物那边，而是在人与物的互动关系里、实践关系中。
迄今依然有大量的甲骨文字未能释读，更有不少能释读或记录在《说文》中的文字早已废弃不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人与物相互作用的关系改变。就像“玉”，如今不再广泛且深度地参与政治秩序的建构，或政治身份的标识，所以《说文》中“玉”部下大量的字，在今天都丧失了实践的生活场景，从而几乎不会再用。在古代，马与马车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举足轻重，但在今天，大量关于“马”的字与马车部件名的“字”，很少有人认识，更别提使用，这都是因为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
象形文字，可以看作人与自然以及万物相互建构的结果，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格物”，文字是格物之后总结的物象。“物象”不是物，但也不脱离物，反映的是人对物的把握，里面沉淀的是人对物的认识、理解、应用等系列实践经验。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为什么文字创作之际，上天像下雨一样降下粮食，为什么鬼神夜夜哭号？“天雨粟”代表文字创作本身是对万物物性与天道运转规律客观且深刻的认识、把握与应用，当这一系列的实践经验以文字的方式总结与记录下来，农业生产的产量就能往上提升一个大台阶。天雨粟，不是天像下雨一样降下粮食，而是人因循天的力量，不断调整与精确农作物最佳的播种时间、土壤环境、田间管理，以“人参天地”的方式，保证粮食的丰收。此前，人们生活在对未来生存境况不确定性的恐惧中，这种不确定性尤其以粮食生产丰歉的不确定性为代表，从而生出对鬼神的崇拜和依赖。当人们逐渐通过文字记录实践经验，从而保证族群生存的“粮食安全”，以至于有更多的力量加强与提升其他方面的生存安全，满足更高的生活需求以后，对“鬼神”的崇拜、依赖以及相应的祭祀就大为减少了。鬼神因为不再能得到人的祭祀与供奉，“鬼夜哭”。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说文解字”，回到文字生成与使用的历史场景，重建文字构成的“所以然”，抵达古人在实践中呈现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这个过程相当于在还原古人的“格物”历程。反复进行文字的“拆解-还原”练习，就能逐渐明白古人怎样认识事物，怎样看待与思考问题，怎样构建社会秩序与人生意义，这才是我们“说文解字”的目的。
格物的思路与精华，浓缩在文字中。文字是民族精神的法，是一个民族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文字系统的诞生，是从“文”到“字”的过程，代表着人的精神世界不断扩展，反映的是人的实践不断展开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拼音文字主要根植于人的语言进而根植于人的思维，那么，象形文字主要根植于实践，根植于格物。“格物”，可以说是“实践”的古典表达。正是因为象形文字根植于实践，所以伴随着政治实践的变化，文字本身的构形与含义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比如说“王”字。
“王”字甲文与早期金文的写法取象于斧钺之形，以此象“王”者掌握最高的生杀权力。到后来篆文，形象如许慎引用孔子的话说“一贯三为王”，也就是贯通天地人者为“王”。《说文》给出的总结性解释是“天下归往也”，总结的是商周之变以来周代的政治实践，尤其是春秋时代以降的政治乱象所激发出对理想“王”者的政治期许。所以无论是作为斧钺之形侧重强调权力的“王”，还是作为贯通三才侧重强调德行的“王”，都源于各自时代的政治实践，从而凝聚着时代精神。一旦脱离、忽视、抽空当时的政治实践和生产生活实践，对文字的说解就容易变得教条、空洞、专断，似乎文字就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这既不符合文字发生发展的演化逻辑，也不符合社会政治实践本身的历史逻辑。
象形文字以物象为表征，实际根植于实践，根植于格物。实践的变迁，会导致文字内涵的变迁，甚至会推动文字写法的变迁。所以，象形文字背后隐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的互动关系，它不是意识决定存在，逻辑支配实践、判断实践，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实践生成逻辑、改革逻辑。
文字是“文”的一部分，“文”是人与自然漫长且残酷的互动过程中，经纶自然与人世的经验表达、观念沉淀、秩序构想。因此我们今天才能通过出土“文物”，钩稽当时的政治秩序架构，生产生活实际，还原人置身其中的复杂社会图景。作为“文”的文字，可谓整个时代物质与精神世界的浮标、民族文明秩序的符号。
当我们说“文”解“字”时，首先需要明白，作为符号的文字是“民族文明秩序”的符号，只有理解了民族文明秩序建构的过程以及旨归，才能反过来理解“文字”符号中的文明含义，才能将作为“浮标”的“文字”关联到托住浮标的、涌动演进的历史世界。因此，文字研究，不是把作为文字的“浮标”拎起来看，而是要通过文字浮标传递的信息，触及历史的洪流、文明的图景和人的深邃。
象形文字的一个个生成，是先民格物经验的漫长积累。某个文字可能诞生于历史中的某一刻，但那一刻依然且必然是文明传统中的一刻，是文明传统这棵大树上绽放出来的一朵花。只有把文字放在历史文明的坐标中，才能在“说文解字”的时候，不是纯粹借助人自己的聪明去阐释它，而是借助文明本身的大树去绽放它。
（作者：吴小锋，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李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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