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了你啊，不然我一个人得急死了……”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公共大厅，年过七旬的吴奶奶，紧紧握住一名小姑娘的手，眼中满是感激，“下次还得找你！”
一个多小时前，小姑娘帮吴奶奶取号，在候诊室陪她聊天，然后扶着她去做检查、看医生……离开医院前，她贴近吴奶奶耳畔，叮嘱了好几遍医生刚刚交代的注意事项。
小姑娘不是老人的家属，也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她有一个特别身份——陪诊师。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单身老人（单独居住的老人）达3729万户，占“有老年人家庭户”的21.38%。当他们需要去医院时，谁来陪伴？
陪诊师，近年来出现在越来越多医院和老人身边。不只是独居老人，他们陪伴的，还有异地就医者、无家属陪同的孕产妇和手术患者……
然而，作为一种新型业态，陪诊服务却面临不少隐忧。
医院里的“临时家人”
清晨的北京，仍然透着一股凉意。一迈入医院大厅，身子瞬间暖和起来。陪诊师祁欣将张阿姨安顿在等候区后，轻车熟路地穿梭在人群间，帮她取号、报到……大厅里，人头攒动，交谈声、叫号声和脚步声交杂。
来医院前，祁欣与张阿姨仔细聊过，询问了解她的身体状况和过往病史，并整理好了就医所需的材料。“一些老年患者健康知识比较有限，普通话也不太好，再加上身体不舒服或紧张，很难准确地向医生说明白自己的情况。”祁欣向记者解释，提前准备是为了帮助医生快速高效地了解患者病情。
除了充当患者与医生之间的“翻译官”，祁欣还是患者们的“临时家人”。张阿姨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无法陪同就医，祁欣便在候诊时同她拉家常解闷，就医结束后将用药情况、注意事项、复诊时间等又跟张阿姨嘱托了一遍，才将她送上回家的出租车。
兼职做陪诊师的两年多来，祁欣服务过的患者大多是张阿姨这样的老年人——自己没法独立看病，而亲属又不在身边。“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一些患者会比约定时间提早几小时到医院，就是希望能多聊聊天。”祁欣告诉记者，每当患者看完病后提出“再坐一会儿”的请求时，她总会干脆地说没问题。“陪诊不只是带患者看病，做好陪伴也很重要。”
不只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一些异地就诊患者也是陪诊师的常见服务对象。记者调研发现，除了全程陪同就医，陪诊师通常也帮忙代问诊和跑腿，后两类在医疗资源发达地区需求量更大。一些异地患者想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案，又担心白跑一趟，便请当地陪诊师先拿着自己的检查结果去问问医生。跑腿的服务范围则更广，取报告、取药、送检等均包含在内。
陪诊师刘一一不久前刚替一位外地患者送病理切片到北京某知名医院。这位患者在当地医院做过检查后，希望能得到更权威的诊断。“如果患者自己跑一趟北京，需要花费至少两天时间，以及不菲的路费和住宿费，请人代办便能省钱、省时间又省精力。”她告诉记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钱菊英指出，近年来，医疗机构通过智慧医院建设、便捷就医数字化转型等，构建了智慧就医新模式，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运营效率，但由于就医新模式存在一定的使用准入壁垒，这在老年人以及行动不便、异地就医等人群中尤为突出，这些人群对陪诊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
记者发现，一线城市如北京半天（4小时）陪同就诊收费为300元左右，二线城市如武汉为200元左右，代取报告、拿药、复印病历等跑腿服务收费为100元左右。陪诊机构较个体陪诊师通常收费更高，服务类别更细分，有机构提供专业医护陪诊服务，其中主治医生半天收费超4000元。
“虽然是付费服务，但陪诊是一份帮助人的工作，不仅需要熟悉就医流程、了解医学常识等，还需要热情和有爱心。”刘一一告诉记者，不久前一位阿姨给她写了一首题为《陪诊师助人为乐见真情》的藏头诗，让她从这份工作中“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野蛮生长的行业隐忧
陪人看病、代人问诊、替人跑腿……近年来，陪诊服务市场发展迅速。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我国累计注册1048家陪诊相关企业和机构，其中超七成为2022年以来注册。企业和机构之外，还存在大量个体陪诊师。据相关行业研究咨询机构统计，2023年我国陪诊服务人次达434.3万人次，较2022年增长20%。
然而，火热的陪诊服务，却面临着尴尬境地和潜在风险——“身份”不明，标准缺失。
目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尚未收录“陪诊师”，现有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目录中也没有契合“陪诊服务”定义的类别。记者调研发现，陪诊机构往往以“家政”“医疗咨询”“健康管理”等名义注册，不少人以“家政员”“护工”“志愿者”等身份从事陪诊工作。
“无准入门槛，无服务标准，无主管单位。”有专家指出，这是一个目前缺乏明确界定的新业态，服务标准和监管法规也尚不明确，导致进入门槛相对较低。
门槛低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体陪诊师依靠社交平台自我宣传即可接单。一些机构也只要求陪诊师提供身份证明、年龄、服务地区等基本信息进行审核，然后再缴纳一笔入驻费用即可；如果有医疗背景或相关工作经验会更具优势，但并非必备条件。只有少数机构要求经过面试、线上培训、考证、线下实习等一系列流程，方可“接单”。
譬如，沈阳某陪诊平台对其陪诊服务人员的要求是，必须做到四点：尊重客户隐私，不该问的不问；不能漏项，客户提前列出来要问医生的问题，一定都要问到；医生问诊时要做好记录，回去后摘出重点内容发给客户；不能忘记取药、拿片子、打印检验报告等。
但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仍是陪诊服务市场最大的“槽点”。河南相关部门2024年的一项调查指出，省内陪诊师队伍中有医疗背景的专业人士较少，无法提供专业化咨询服务。
网上对陪诊师的吐槽更是不少：有的陪诊师对就诊流程不熟悉，陪诊时不专心，经常玩手机；还有的陪诊师临时“放鸽子”，还不退订金……还有人在社交平台发出“避雷贴”，教大家怎么避开这些不靠谱、不负责的陪诊师。
更有机构和个人打着陪诊的旗号，做“黄牛”生意，高价倒卖医院号源。部分号贩子和“黄牛”甚至假冒陪诊人员，扰乱医疗秩序。
记者在社交平台发现，有用户称提供陪诊挂号服务，“全北京没有搞不定的”。记者询问是否能挂北京某三甲医院热门科室的号，对方回复：“如果不挑的话，主任号是550元，副主任号是450元，不包含挂号费”，并表示“准备好身份证、姓名和电话就行”。
陪诊服务的乱象，在很多地方两会上引发关注。“行业标准缺失，导致陪诊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不统一，增加消费者选择难度。”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蒋碧艳在今年上海两会上指出，陪诊服务业监管薄弱。有的从业者医学知识匮乏、沟通技巧欠缺，收费项目繁多且透明度低，有随意加价行为。而且，陪诊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责任归属也不太明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王昕在今年北京两会上指出，陪诊服务人员需要接触患者的检查单、病历等敏感医疗信息。“如果缺乏对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和监督管理，一旦发生隐私泄露，将对患者造成严重伤害。”
按下规范化的加速键
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这是记者采访时，被提及最多的三个词。
陪诊并不是简单的陪伴，刘一一对此感受颇深。“来咨询的客户患病类型多种多样，眼科、皮肤科、妇科……总会碰到自己从未接触过的疾病和检查项目，医学知识常常不够用。”她曾就读护理专业，毕业后从事医疗相关工作，但转行做陪诊后，发现自己仍需要更深入地学习。
刚入行时，刘一一曾花钱入驻北京某陪诊机构，希望能接受培训和在此“接单”。机构给她发来三节录播课，内容分别为北京各大医院情况、陪诊师工作详情以及如何接单等。“还是希望有专业可靠的培训课程，让陪诊师能针对性地学习医学知识和沟通技巧等。”刘一一向记者表示。
多数受访者认为，理想的陪诊人员不仅要善于沟通、耐心细致，更要具备一定的专业医学知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陪诊师相关的技能证书，让人眼花缭乱。其中，培训机构推荐较多的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颁发的医疗陪诊顾问证书，以及中医药教育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证书。许多培训机构表示，想入行就认准这些证书，“全国通用，含金量极高，认可度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开展的医疗陪诊顾问职业培训项目，对医疗陪诊顾问的职业定义为：主要为老年人患者、孕产妇以及不便独立就医的人群提供预约挂号、代办问诊、陪同就诊、医嘱解读、检查陪同、送取报告、出入院办理、代办买药等陪诊助医服务。培训内容包括职业道德、计算机知识、卫生健康知识、健康档案管理、法律法规知识、就诊协助等，其中卫生健康知识涉及医学、寻医问药、公共卫生、急救等基本知识。
但是，这样的培训并非“必选项”。记者在调研了解十几家机构的陪诊师入驻条件后发现，大多数机构在审核时并不要求提交陪诊服务相关证书，少数机构也只是表示“有证书优先”。
“一个职业的专业化建设，需遵循制定标准、培训跟进、监管配套等路径。”有专家指出，要让这个新兴行业更职业，必须让陪诊师的“身份”更明确。建议将“陪诊师”纳入国家新职业目录，并建立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在行业标准和培训等方面出台更多细致的规定。
王昕建议，由卫健部门牵头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明确行业准入门槛、从业人员职责及违规处罚措施，并通过职业培训和考试认证发放统一执业资格证书，确保持证上岗，提高服务质量和行业可信度。
其实，不少地方也已开始探索。
2024年7月，上海首批经过规范化培训的陪诊师在杨浦区持证上岗。培训内容涉及就医流程、沟通技巧、风险防控等，考核合格后获得“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证书。上海还制定发布相关标准，对陪诊服务人员的职业要求、工作要求、水平评价要求等多个维度进行规范。
2025年3月，27人获得了由成都市人社部门颁发的首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成都在全国率先开展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并建成“成都市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标准化考点”，通过统一规范的标准化考试，确保陪诊服务人员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小辉认为，上海、成都等地的探索，为推动陪诊行业规范化提供了借鉴。未来还应建立起统一的行业规范，明确陪诊师的服务边界。
“还是希望未来有关部门能规范这个行业。”在北京做了多年陪诊师的马建满怀期待，“那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提供更好的陪诊服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本报记者 陈海波 本报通讯员 何睿 薛静迪）
责任编辑：田昕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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